据中国新闻社报道，最近，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昆明举行的清华大学第三届公共管理高层(昆明)论坛上脱稿演讲，痛陈昆明积弊，畅谈新昆明发展，展望春城光明前景，他说，西部与发达地区在区位、资源、政策、人才、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差距，所以西部在发展过程中，改革要打时间差，开放要打空间差，创新要打信息差，治理要打制度差。
　　仇和的“四差论”，立足于对西部地区发展方略的理解，比较深刻地揭示出西部地区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的特殊要求。
　　由此，我想到了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志对重庆发展的有关论述。他在点评重庆官员辩论赛时指出：加快发展绝不意味着否定“好”字，东南沿海就是在加快发展中实现了“好”。中国目前面临一大问题就是东西差距很大，如果我们重庆、我们西部不加快发展，东西差距将会继续扩大。为了求得中国整体经济的平衡，西部也必须加快发展。他说，在哲学上讲平衡就是速度，在经济上讲质量就是效益，只有在一个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情况下，它才能够加快速度，因此，要在“好”字上下功夫。他更深入地阐述道：“哲学上讲一定的质一定会表现为一定的量，没有一定的规模就没有一定的质，一个地区只有加快发展，才能够表现出一定的质。”
　　薄熙来和仇和都是站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角度来认识西部地区发展问题的。如果说仇和的“四差论”是在感性层面上揭示出西部发展的阶段性规律的话，那么，薄熙来的论述则是在理性层面上对西部发展作出了符合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阐述。
　　薄熙来的“平衡观”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对当前的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十分迫切的现实问题。现代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还是发展不充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所谓不充分，指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的人均质量仍不高，而影响人均质量的主要矛盾则是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从全国角度说，只有西部的充分和谐发展，才会有全国的科学发展，因此，薄熙来的“平衡论”对科学发展观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上作出了符合实际的阐释。
　　仇和的“四差论”是对薄熙来“平衡论”在实践层面的丰富。我的理解，所谓“改革要打时间差”，指的是在推进改革、深化改革上，西部地区应当更有力度；所谓“开放要打空间差”，指的是在此开放上，西部地区要更有广度；所谓“创新要打信息差”，指的是西部地区在创新上要更有深度；所谓“治理要打制度差”，指的是西部地区在发展环境建设上要更有强度。很显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如果亦步亦趋、按部就班，那么，发展的差距只能一步步拉大！
　　长期以来，地大物博一直是人们对中国状况的基本理解。这个理解的核心问题应当是，由于地域、习性、资源等多方面的差异，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可能有一个通用的发展模式，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特色发展，才是促进地区发展的根本。但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告诉我们，不同地区的发展总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比如，发展总是由快到好，真正先好后快的先例并不多。
　　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的客观条件相比，固然有很多“先天不足”的地方。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却为西部地区创造了东部地区在发展之初不可能具备的优势条件，这就是：东部地区的发展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的，而东部地区发展过程中所走的弯路、所付出的代价正可以为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教材”，从而成为西部地区在新一轮发展中的宝贵财富。也就是说，东部地区在发展中证明是“不好”的东西，可以转化为西部地区发展中“好”的要素。因此，从发展趋势上说，西部地区应当具备比东部地区更优越的“又好又快”的条件。不走弯路、少交学费，是不是能让我们在更高层次上更快地发展呢？
　　当然，影响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根本原因应当还在理念、观念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薄熙来亲自组织的重庆“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在更深层面上触及影响发展的根本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西部发展，在仇和“四差论”的基础上，还应当增加一“差”，即，更新观念要打地域差——跳出地域看发展，跳出地域谋发展。比如，仇和所说的“昆明在省内无对手，以‘老大’自居对发展不利”的问题，比如，薄熙来所说的用大开放观破除重庆人的“大山”意识等等。
　　薄熙来的“平衡论”和仇和的“四差论”，既体现了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在执行科学发展观上的坚定性，也体现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对谋求新发展的冷静与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