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海涛

    那达慕，如今是妇孺皆知的蒙古民族的传统节日。每年的七、八月草原，正是水草肥美的季节，每逢这时草原上都要举行盛大的那达慕大会。内蒙古自治区曾经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举行过一次空前的那达慕盛会，各盟市也先后举行过规模不等的那达慕大会，至于旗县市区就更多了。不仅内蒙古自治区是这样，青海、新疆、吉林等省区的蒙古族也经常举办这种民族传统盛会。那达慕，也因此成为人们十分熟悉的一个词汇，可是你知道“那达慕”这个称谓起源于哪里吗？
     2005年8月，有一位年愈八旬的老人，曾任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副盟长的巴图苏和，向前去慰问他的盟里领导特意提出：历史上人们称“那达慕”为“乃日”，最早称这项民族传统娱乐活动为“那达慕”的应该始于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右旗。
      此话一出，真是语惊四座。
      现已离休在家多年的巴图苏和说：“1949年5月19日，盘踞在苏尼特右旗乌勒特高勒庙西南的归勒斯太锡勒的100多国民党土匪，被我骑兵11师和西部联合旗大队消灭，苏尼特右旗的形势也稳定了。当时我任旗保安科长。过去因为打游击，旗政府原来叫‘提包政府’，现在消灭了土匪，办公地点也就固定了。这对苏尼特右旗的牧人们来说，真是双喜临门：一是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眼看着新中国即将成立，历经磨难的祖国将从此获得新生；再就是危害一方的国民党土匪被消灭。为欢庆胜利，那年的8月，旗里准备举办一次全旗的‘郭哨乃日’（汉语意是举办全旗的娱乐大会。“郭哨”是蒙语“旗”的意思，“旗”是内蒙古地区相当于县一级政权建制；“乃日”是汉语娱乐、快乐的意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筹备举办旗那达慕大会，但在此之前一般都叫“乃日”）。那是新中国成立前夕苏尼特右旗举办的一次“郭哨乃日”。旗政府把‘乃日’大会的筹备工作任务交给我和当时的秘书科长巴达玛嘎日布。我具体负责保安和田径工作。当时全旗有20多个干部。我除了任保安科长，还兼任旗党支部委员（注：当时锡盟地区的中共基层党组织还没有公开）。就在研究这件事的时候，时任旗长兼党支部书记的厚和同志说，这个‘乃日’的名字能不能改一改？旧社会王公贵族叫‘乃日’，喇嘛庙也叫‘乃日’，在群众中调查一下，咱们能不能不叫‘乃日’？大家一想也对，就是，现在是新社会了，我们怎么能再沿用旧社会的称呼呐！这个提议得到了与会全体同志的一致同意。可不叫乃日又叫什么好呐？当时谁也没有更好的主意。偏巧这时抓住几个从蒙古国那边过来所谓‘找牲畜’的人，我想向他们了解一下蒙古国管‘乃日’叫什么。趁提审时我就问了这件事。那几个人里大多数都说是也叫‘乃日’，其中有一个小个子的人想了想后说叫‘乃日那达慕’（那达慕，汉语的意思是玩耍、娱乐）。在一次研究‘乃日’到底叫什么好的会议上，我就把这件事说了，大家推敲了半天以后，觉得还是叫‘那达慕’更准确更合适，最主要的是与过去王公贵族们的叫法分开了。就这样，我们把那一届‘乃日’改成了‘那达慕’。从那以后，那达慕的叫法就慢慢传开了。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是第一次写‘那达慕’这三个字，秘书科长写会标时写错了一个字。那是一个牧民发现的，当时天已经黑了，那时也没有手电筒，只有火柴，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开会，我们几个人是划着火柴改了那个错字。”
     因为相隔了56年，当年为“乃日”改名这件事还能有多少人记得？巴图苏和老人的说法到底有多少人能为之证明？另外，在此之前，蒙古族历史上举办的这种民族传统盛会除了“乃日”的叫法，还叫过什么……，等等，一系列的问号成为一个个难解的迷团。
这些迷团，其实还是围绕着一个疑问而让人越发感到扑朔迷离，那就是按照巴图苏和老人的说法，“那达慕”这种叫法最早是起源于锡林郭勒草原的苏尼特右旗。
     老人的语气十分肯定，不容质疑。
     真是这样吗？怎样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呐？本文想尝试着揭开这个迷团。看一看人人皆知的“那达慕”大会原来叫什么？为什么要给“乃日”改名，其意义何在？
      一、“乃日”这种娱乐活动的历史渊源
     “乃日”，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娱乐，快乐”等等，是蒙古族传统的娱乐活动。有关“乃日”这种娱乐活动的记载历史悠久。在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虽无对“乃日”的直接记载，但从诗中关于西征、祝捷的描写，已可略见“乃日”的雏形。另外，据公元1240年成书的《蒙古秘史》记载推测，“乃日”这一类活动最晚当形成于13世纪初。那时成吉思汗已经统一了蒙古各部落。那时候，蒙古族的首领们每当举行“伊合忽力勒台”(大聚会)时，除了制定法规、任免官员、进行奖惩外，还要举行规模较大的“乃日”。当时，这种娱乐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射箭、摔跤、赛马比赛，也就是史料上常见的“好汉三艺”，也有称之为“男子三项竞技”的。《蒙古秘史》中有几处较详尽地记述了举行射箭比赛的生动场面。关于赛马和摔跤，也有很多记载。
      最早记载蒙古族这类娱乐活动的是畏兀尔蒙古文。据苏联考古工作者在额尔古纳河西支流乌卢龙圭河上游的哈撒尔后裔齐王府遗址附近发现的石碑记载： 南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成吉思汗征服了花刺子模，为庆祝西征胜利，归来后曾在一个叫布哈苏齐海（古文称“不花速赤孩”——作者注）的地方举行过有全体蒙古诺颜参加的一次盛大的娱乐大会，会上举行了射箭比赛。移相哥（哈撒尔次子——作者注）在335庹(庹为两臂伸展之间的距离，约五尺左右)以外的距离射中了靶心，此事轰动了整个蒙古草原。为了纪念移相哥高超的射箭技能，成吉思汗专门为他树立了举世闻名的“移相哥石碑”。该碑长220厘米，宽74厘米，厚22厘米。该碑用畏兀尔蒙古文镌刻，全文为：“成吉思汗讨虏花刺子模国还师，全蒙古国官人聚会于不花速赤孩（布哈苏齐海——作者注）之际，移相哥射矢中三百三十五步（庹）处。”
        这是现存最早的蒙古文石刻，藏于前苏联的列宁格勒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院。 
       关于“好汉三艺”，史料上不乏记载。13世纪，大旅行家马可·波罗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蒙古族文学巨著《格斯尔传》和其它许多民间史诗中，就有对赛马和摔跤两项比赛的较详细描述。
       到了元、明时期，蒙古族的“好汉三艺”已经比较普遍了，并将“好汉三艺”的比赛规范为娱乐活动的固定内容，也就是成为传统的民族娱乐盛会的保留项目。这说明整个蒙古民族对射箭、摔跤、赛马的喜爱、仰慕和重视程度。
      谨从鄂尔多斯市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中选择两段当时颇流行的颂词，由此可见其规模和盛况：
      其一，“得心应手的马头琴声，悠扬动听；洁白无暇的哈达，闪闪发光；传统的好汉三艺比赛，接连不断，蒙古族力士整队上场。”
      其二，“你擎起万钧弓啊，搭上了金色利箭，引弓犹如满月，啪地撒放扣环。你能射倒耸立的高山，你能射穿飞翔的大雁，啊，祝颂你啊，生铜熟铁般的力士。”
      结合上述颂词和其它民间故事及史诗的相关描写，可以看出类似的娱乐活动，已经在蒙古族人民生活中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精通好汉三艺，成为世代众多的蒙古族青年孜孜以求的目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出人头地，受人拥戴，而能为个人提供显示这样才能的舞台，就是这个传统的民族娱乐活动。
      到了清代，这种活动已逐渐演变成由官方定期召集的民间娱乐竞技、庆祝丰收的活动，此外还增加了集市贸易、物资交流等内容，进一步丰富了活动的内容。使这个活动除了娱乐功能以外，又增加了经济贸易的内容，这当然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因所致。除了内容有所增加，名称上这一时期是称呼为“乃日”的。人们在娱乐的同时，也希望能在“乃日”活动中买到自己日常的生活用品。特别是“多伦会盟”以后，由于清朝政府准许内地商人到蒙古地区经商，所以出现了“旅蒙商”，而许多旅蒙商人除了“走草地”进行交易以外，最好的交易市场或途径就是分布在辽阔草原上大小不同的“乃日”活动。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就成为商人们难得的商机。
       二、历史上蒙古族这种娱乐活动称谓的演变
      有一种说法，“乃日”活动与最初的萨满教有关。萨满，其涵义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萨满文化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它最突出的特征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据专家们考证，原生态文化是蒙古族、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的母体文化，而这些少数民族在生产方式、文化艺术、社会心理等方面依然完整地保留着轮牧、祭敖包、跳篝火舞、举行娱乐活动等，这些都与原生态萨满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这种说法是可以理解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萨满教是蒙古民族信奉较早的宗教，在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前，一度在蒙古社会有较高的地位和权威。
      有专家认为，蒙古族形成以前的生态观经历了母系社会、父系社会和英雄时代，蒙古先民的原始生态意识是在萨满教的氛围中产生的，蒙古人的生态观念最初发源于有关“阿密（生命）”概念的确认和“天父地母”意识的形成。
      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或氏族社会里，面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疫病甚至包括野兽的侵袭，信奉萨满教的蒙古民族，借助敖包山祭祀天地、日月、祖先。人们相信通过萨满（即巫师）祈祷神灵的保佑，就会消灾避祸，因此曾作为地界、路标的敖包就逐渐担负起了新的使命，这时“祭敖包”出现了，又叫作“敖包塔克勒根”，并逐渐沿袭下来，最后形成了一种比较固定的祭祀形式。
      这些活动难免不受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影响，而在此期间就出现过这样的传说，例如有关蒙古族族源的苍狼白鹿的传说，还有化铁融山的传说等等。
      其实，不仅是蒙古族，汉族也有类似的祭祀活动，例如，赶庙会，供奉土地爷等等，这些也都是由远古祖先传承下来的一些充满了宗教和祖先崇拜、自然崇拜色彩的祭祀活动。至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起源于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的传说也有许多流传至今。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存在的农耕和游牧两大经济文化类型，其形成的主要原因，不仅是生态环境，还有中国古代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和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中特有的中原为“中心”的思想。然而，无论是农耕文化，还是游牧文化，这种祭祀在起始阶段都有某种的相同。
       这也是人类幼年时期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所留下的一个胎记，也是人类社会所必然要经历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
      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蒙古族的游牧射猎的生活方式和那一时期世代征战的社会环境，使这个民族养成了一种尚武精神。因此，每年一度的“敖包塔克勒根”在浓厚的宗教色彩之外，又增加了赛马、摔跤、射箭三项竞技的内容，以充分展示蒙古族男子的阳刚之气。后来又因歌舞的介入，“敖包塔克勒根”的娱乐、游戏内容得到了丰富和加强，逐渐演变为各地蒙古族同胞不同时间而又相对固定的传统“乃日”娱乐活动。
      蒙古民族崇尚摔跤、射箭、赛马三项竞技，历史悠久。回顾蒙古民族传统的娱乐活动的历史，竞技不仅出现得早，而且占有较大的比重。重视竞技比赛，与蒙古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可以说，如今竞技已几乎贯穿到蒙古族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中去了。如春季打马鬃，剽悍的骑手调教暴烈的性子儿马，祭敖包仪式之中，姻礼进行的过程中，都会展开规模不等、趣味迥异的各种竞技比赛。当然，随着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交流的内容不断增加，并逐渐占据为主角，到了近代，这种传统的民族娱乐活动才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不过，这个演化过程是十分漫长的，探究这个过程是艰难的，却也十分有趣。
      那么历史上的这类娱乐活动到底都有过哪些称谓呐？
      其一为“依合忽力勒台”。
     “依合忽力勒台”，汉语意为大聚会。是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族上层的首领们定期召开的议政会议。“依合忽力勒台”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议政，这时一般老百姓是不能参加的，而完成了议政内容以后，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时娱乐活动开始了，这是部族首领与老百姓谁都可以参加的活动。也就是“依合忽力勒台”的娱乐阶段开始了。
      其二为“诈马宴”。
     “诈马”是波斯语，意思是外衣、衣服。蒙古语称为“质孙”，意为“颜色”。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每年都要在上都城（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举行大规模的宫廷娱乐活动“诈马宴”（赛马活动大宴）。出席宴会的人们身着豪华服饰，按照贵贱尊卑的次序各就其位，同时还有娱乐活动。“诈马宴”出现在成吉思汗以后的元朝时期，应该被看作是对蒙古族传统的娱乐活动的一种创新，或者说是为这种娱乐活动增添了新的内容。
      其三为“额日音果勒本那达慕”或“额日音果勒本额日德木”（汉意是男子三项竞技玩耍）。
      这项娱乐活动的历史，可能比“诈马宴”要早。古代冷兵器时代，人们搏杀主要靠自身的力量、勇气及技巧，但“额日音果勒本那达慕”就把敌对双方的搏杀，演化成了朋友之间平时切磋提高“三项竞技”的一种形式，其意义不言自明。
      其四为“塔克勒干”（汉意为“祭祀、供奉”，可能寓意为祈祷风调雨顺，五畜兴旺——作者注）节，是指新疆地区蒙古民族传统的祭敖包活动。在古代，卫拉特蒙古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大型的以部落为中心的祭敖包活动。祭敖包时，同一部落的牧民们都骑着马、骆驼，拿上酒肉等来到本部落的敖包。届时，人们先献哈达，然后由活佛或大喇嘛领着众人绕着敖包诵经（此时妇女不能参加），愿老天降福于人间，赐于人们平安无事，如果遇上旱灾，那么祈求老天下雨，使大地水草丰盛，五畜兴旺。祭完敖包以后，便开始进行赛马、摔跤、射箭等蒙古族传统的民间娱乐活动。
     其五为乌日斯音耐尔，汉语意为王爷将仁爱、恩典赐给旗民的盛会，简称为“乌日斯”盛会。这是阿拉善盟的原阿拉善旗举行的民族传统娱乐活动。参加人有王爷台吉、公主亲眷、盟旗代表、苏木牧民等，“乌日斯”盛会上要进行骑马、射箭、摔跤三项竞技，并辅以经贸文化交流，最后是在通宵达旦的宴会中结束。
       其六为“乃日”，也有叫“娜雅尔”。
     “乃日”或“娜雅尔”，蒙古語音译的不同，意译同为為“娛乐”、“欢聚”或“游戏”。起源于古代祭敖包。多在七、八月份水草丰美、牲畜肥壯的季节举行，故有“敖包乃日（娜雅尔）”之說。敖包最初为道路和境界的标志。但在后来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却逐步演变成为祭祀山神、路神的地方。敖包在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旗县都有，锡林郭勒盟地区尤其常见。有的是单独的一个敖包，有的是三个或七个敖包，最多是十三个敖包，分别表达不同的祭祀内涵。在古代、近代草原上，人们外出远行，凡是路经有敖包的地方，都要下马拜祭，祈祷平安，还要往敖包上添几块石头或几捧土，以求吉祥。据文献记载：此类娱乐活动由来已久，最早称之为“乃日”（娜雅尔）。每年定期举行一次“乃日”活动。那时候“乃日”的主要内容是摔跤、射箭、赛马三项比赛。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日”的内容也逐渐丰富多彩起来，例如有掷布鲁、歌舞表演、贸易交流等多种形式。
       除以上说法以外，还有别的一些称谓，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纵观上述称谓，在内蒙古地区把蒙古族传统娱乐活动称为“乃日”的历史，可能更为久远和普及。
       在锡林郭勒草原上，据年纪在80岁以上的老人们回忆，新中国成立以前，确实称民族传统娱乐活动为“乃日”，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老人习惯地把“那达慕”称为“乃日”。例如，民间为庆祝孩子满月举办的娱乐活动，经常可以听到“满月乃日”、“祝寿乃日”、“剪发乃日”的说法，也包括即使是今天也仍旧有人习惯地称那达慕为“乃日”的。
      许多老人回忆说，把“乃日”叫成“那达慕”好象是“文革”以后的事情。这种说法至少说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那达慕”这个称谓显然还不很普及。因为结合史料以及民间老百姓的习惯叫法，显然当时“乃日”的叫法为更多的蒙古族群众所接受。
      不仅锡林郭勒盟是这样，甚至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资料也证明，那里最早也是把“那达慕”称为“乃日”的。
      据有的知情人说，建国后的某个时期，对蒙古民族这种传统的娱乐活动，究竟是叫“那达慕”好还是叫“乃日”好，曾经有过争议。当然争议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哪种叫法更准确。如果说“那达慕”的称谓是在“文革”以后重新出现，或者说“那达慕”的称谓是在“文革”以后得到普及的，我认为就说明了这种争议的存在。
      这方面还有一个间接的例证。
      据巴图苏和老人说，1983年，锡盟召开全盟那达慕大会的时候，他曾对时任盟民政局局长的一位同志说，原来的“那达慕”不叫那达慕，而是叫“乃日”，开始那位同志不信，就埋头查阅了锡盟的大量档案资料，甚至把包括原察盟的档案资料也查了一遍，最后才认同了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无论是“依合忽力勒台”、“诈马宴”，还是“乃日”（娜雅尔），这些娱乐活动，其实都与今天我们所说的“那达慕”有着不解之缘。因为上述的几种娱乐活动，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与蒙古民族传统的娱乐活动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不仅有三项竞技，也有娱乐活动，还有集贸交易等等，不同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些活动逐渐萎缩甚至消失了，例如过去乃日大会期间要进行大规模祭祀活动，喇嘛们要焚香点灯，念经颂佛，祈求神灵保佑，消灾消难，如今规模就大不如从前了，有些祭祀活动已被简化成为一种仪式。而有些新的活动却出现和不断加强了，例如集市贸易、推销新产品、招商引资、大型的文艺演出等活动越来越活跃。值得注意的是，唯一经久不衰的就是“三项竞技”却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射箭”项目如今也已经不是在所有规模的那达慕大会上都出现了——作者注）。在这里，开展“三项竞技”的意义已经明显不同了，与古代相比，今天的“三项竞技”也早已不是男子炫耀自身勇武和出人头地的擂台，而是纯娱乐性的竞技“T”型台。
      关于对蒙古民族这种传统的娱乐活动的称谓，也许还有其他一些叫被法湮没在大量的史料中，但我觉得那已经并不是很重要的事了。重要的是这些称谓是怎样像一条条小溪，从不同的地区和时空出现，最终成为整个蒙古民族都能接受、认可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奇妙的过程。
      据记述新疆地区的此类资料显示，新疆地区蒙古族过的“塔克勒干”节，现在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如今形式也有些变化，“那达慕”大会这一称谓已经代替了过去的“塔克勒干”节的叫法。土尔扈特蒙古族聚居的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规定：每年农历6月4日在和静县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定于7月13日在赛里木湖畔举行“那达慕”大会，会上要表演民族歌舞，举行摔跤、赛马、射箭等传统娱乐活动。巴音布鲁克“那达慕”大会还增加了赛牦牛等富有地区特点的活动。
      许多资料证明，“那达慕”替代“乃日”或别的称谓而成为目前一种广泛流行的叫法，是起始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内蒙古地区。但是它到底最早出现在哪个盟市呐？哪里才是“那达慕”的故乡呐？
     现在应该查对一下新中国成立前后，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举办的盟、旗那达慕大会的时间和称谓了。因为这对最后确定巴图苏和老人所说的“那达慕”这种叫法出自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右旗十分重要。
     为了做进一步的核实，锡盟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分别向内蒙古自治区内的通辽市、乌兰察布市、兴安盟、 鄂尔多斯市、阿拉善盟等盟市的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征询，请他们帮助查阅所在盟市的史料或大事记，意在了解上述盟市最早召开那达慕的时间和称谓，结果如下：
     通辽市地方志办公室答复：在改市之前，哲里木盟曾于1985年举办过一次那达慕，那也是建国后举办的第一次那达慕大会，同时未听说有旗县举办过那达慕大会。
      兴安盟地方志办公室答复：该盟曾于1982年举办过一次那达慕，那是第一次那达慕大会。
      乌兰察布市地方志办公室答复：1979年，乌兰察布盟曾在苏尼特右旗（“文革”时期，苏尼特右旗曾从锡林郭勒盟辖域划出，隶属过乌兰察布盟，后重新又划归锡林郭勒盟管辖——作者注）举办过一次全盟那达慕。旗县一级举办那达慕大会较早的是四子王旗，举办时间是1949年8月10日。但当时是叫“民族体育运动会”。
      鄂尔多斯市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证明：建国以后，当时的伊克昭盟曾于1964年6月22至27日在伊金霍洛旗举行全盟那达慕大会；1990年8月，该盟举行了全盟首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后的1991年到1992年又接连举行了两届。从1964年举行那一届那达慕大会以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末就再未有类似活动的记载，而在跨过了“文革”的十年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年以后，该盟才于1990年恢复了类似的活动，但此时名称已经是“全盟首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了。直到1992年，该盟每年七、八月份都举行一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阿拉善盟档案史志局答复说，该盟的阿拉善旗于公元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在定远营（今巴彦浩特）举办首届“乌日斯音耐尔”盛会；公元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札萨克多罗贝勒旺扎勒车凌，举办了全旗首届“乌日斯”盛会。答复说，新中国成立后，“乌日斯”演变为“那达慕”盛会。据查1998年出版的《阿拉善盟志》，该盟首届那达慕大会是1952年7月召开。因为是那达慕这一称谓已经普及以后出版的志书，所以还须查阅原始档案。不过即使当时称为“那达慕”，也明显晚于苏尼特右旗召开那达慕大会的时间。  
      乌海市等地答复说，尚未举办过那达慕大会。    
      通过了解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召开那达慕大会的情况后可以看出，建国后，对民族传统盛会的称谓，大致可分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达慕”或“乃日”——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达慕”这样一个过程。而自治区于九十年代举行的全区那达慕大会，对“那达慕”这个叫法的普及在客观上起到了很重要的宣传作用。
      显然，我们所了解到的资料中，称蒙古民族这个传统娱乐活动为那达慕的，在时间上都晚于锡盟苏尼特右旗。
      那么锡盟的苏尼特右旗真是“那达慕”的故乡吗？
      关于“那达慕”称谓的起源，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锡盟政协巡视员高·拉希扎布先生的话值得注意，他说：蒙语最初称举办“好汉三艺”这类活动是“额日音果勒本那达慕”（汉意是男子三项竞技玩耍）。所以要加“玩耍”这样的含义，目的是为了把这三项竞技与战场上的对抗加以区别，用以突出朋友之间切磋技艺和友好交往的含义。假如追溯“那达慕”称谓的原始起源，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但是“额日音果勒本那达慕”的叫法是有特定所指的，是说古代男子之间随时随地都可以举行“额日音果勒本那达慕”。更明确的解释就是：男人们闲暇时想摔交，想赛马，想比射箭，这些都可以称为“额日音果勒本那达慕”。这是一种很随意的民间老百姓自娱自乐的玩耍形式，但绝不是指传统的民族娱乐活动，与历史上的“乃日”或今天所说的“那达慕”大会，无论形式与规模都是完全不同的。
      与此同时，呼伦贝尔市档案史志局的答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1948年9月3日至8日，当时的呼伦贝尔盟曾在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庙举行过一次称为“那达慕”的那达慕大会，1949年9月16日至21日，又举行过一次全盟那达慕。《呼伦贝尔盟志》也如是记载，并特意标明从1948年9月这一届开始，正式将历史上的“甘珠尔庙集会”改名为“那达慕”。此资料来源于1948年9月出版的《内蒙古日报·东部版》的一则报道。
      上述资料记载显示，使用“那达慕”这一称谓较早的有三个盟，即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盟（今天的呼伦贝尔市）和阿拉善盟，这都是保留蒙古民族传统文化比较完整的地区，其中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盟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后解放较早的地区。特别是呼伦贝尔盟把历史上的“甘珠尔庙集会”改名为“那达慕”，时间上看要比锡盟的苏尼特右旗早9个月左右。但呼伦贝尔市的同志特别提示说，所以改名，是因为他们那里解放得早，大家也想给那个传统的庙会改个名字。除此以外，《内蒙古日报·东部版》的那则报道也说：“这个大会是有历史性的，历年来在甘珠尔庙会的前几日都要有这样的一次集会，多半是用羊来换东西，以准备在草原上一年中的应用。然而今天的“那达慕”与往年更有了显然的不同，因为它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开（排字错误，“开”应为“行”——作者注）的……”
      我们所以特别提出这个问题来，是因为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本文开始时，在提到当初苏尼特右旗为什么要把“乃日”改成“那达慕”时，巴图苏和老人就曾说过：“时任旗长的厚和同志说，这个‘乃日’的名字能不能改一改？旧社会王公贵族叫‘乃日’，喇嘛庙也叫‘乃日’，在群众中调查一下，咱们能不能不叫‘乃日’？大家一想也对，就是，现在是新社会了，我们怎么能再沿用旧社会的称呼呐！这个提议得到了与会全体同志的一致同意。”
      那么，锡盟苏尼特右旗那达慕大会的叫法，是不是受了呼伦贝尔盟的影响呐？
      经过与厚和、巴图苏和两位老人核对，他们都称：当时不知道呼伦贝尔盟曾比苏尼特右旗稍微早几个月举行那达慕大会这件事。
      从这一点上分析，锡盟苏尼特右旗的牧人们受呼伦贝尔盟甘珠尔庙“那达慕”大会这个叫法影响的可能性不存在，因为当时整个锡盟地区匪患还没有根除，特别是苏尼特右旗，1949年5月19日才消灭了“盘踞在苏尼特右旗乌勒特高勒庙西南的归勒斯太锡勒的100多国民党土匪”，在此之前旗民主政府还是“游击政府”，与外界的联系几乎没有，例如报刊、收音机等都没有。如果说有影响的话，也是受当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乃日那达慕”叫法的影响。
      这种说法可能是客观的。更能证明当时闭塞环境的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与苏尼特右旗紧紧相连的四子王旗，1949年也举办过民族传统娱乐盛会，他们既没把那次盛会称为“乃日”，也没叫“那达慕”，而是改称为“民族体育运动会”（这也许是最早的称“乃日”为“民族体育运动会”的旗——作者注）。
      这个例子说明了两点：一是咫尺之遥的友邻旗县之间，显然还相互不知道；二是这两个旗都想到了为传统的“乃日”盛会改名。
      我认为，为民族传统盛会改名，肯定不是巧合，而是出于同样的时代背景和民心所向。这符合那个时代刚刚获得解放的蒙古族牧民的强烈愿望。   
      三、由“乃日”到“那达慕”称谓的改变，其意义是深远的
      对身处广袤草原的蒙古游牧民族来说，由于其地域的广大，也就决定了他们要长时间处于一种很封闭的孤独环境中，因为牧户与牧户之间的距离一般都在几里、十几里甚至上百里，即使有交往，也十分有限。有牧区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牧人们对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都特别向往，所以定期举办娱乐活动，也是他们努力满足自己精神生活的需要。但是长期以来，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这种名义上的娱乐活动其实并没给广大劳苦牧民带来真正的欢乐，他们长期忍受封建主义、王公贵族的欺压，其受欺压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别的民族。
     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蒙古族人民何乐之有？
     据史料记载，在清代的内蒙古地区，蒙古族王公贵族确实定期举办“乃日”大会，而且规模大小不一，大则由一个旗举办，小则由富裕的牧户承办。但是当时的“乃日”，往往变成了王公贵族、协理台吉、章盖梅林斗奇争雄、寻欢作乐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乃日”仅仅是极少数封建王公的娱乐场所，贫穷的牧民群众只是一个陪衬。这是不争的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蒙古民族与整个中华民族一起获得彻底的解放，这种娱乐活动才真正属于草原上的广大蒙古族群众，也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看见的那种盛况——
     “每当举行那达慕大会，整个草原热闹非凡，牧民们身着艳丽的服装，骑着马驼，坐着勒勒车，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参加那达慕大会的牧民们，在草地上搭起毡帐，熬茶煮肉，或观赏‘三项竞技’，或采购货物，或摆摊买卖，或交流致富信息和学习科技知识；入夜，还有篝火晚会，观看乌兰牧骑的精彩文艺演出……”
     现在让我们再仔细回味巴图苏和老人的话吧！这是只有亲身经历过那个难忘的时代变迁的人才能有的感触——
     1949年5月，刚刚消灭了土匪，旗政府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新中国也即将诞生，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那些获得了解放又刚刚开始过上安稳日子的苏尼特右旗牧民们满怀着喜悦要举办全旗“乃日”的时候，自然首先会想到为这个古老的称谓改换一下名字，因为刚刚消失的那个时代并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快乐的记忆，他们要用自己的理解和方式，给民族传统的娱乐活动换一个新的衣装，为传统的娱乐盛会更换一个更具时代特色的名字。
     作为巴图苏和同志所提到的知情人之一的时任苏尼特右旗旗长的厚和同志（后在中共内蒙古党校离休）也回忆说：“当时消灭了国民党土匪，人民群众都特别高兴，为庆祝旗人民政府成立，举办过一次全旗的‘乃日’。对这个大会群众也有改名的要求。好像当时也有提‘乃日那达慕’的。我们感觉‘乃日’单纯些，而‘那达慕’所包含的内容就丰富多了，比如商品、物资交流等等都能包括进去。巴图苏和同志说的这件事，我有些印象。后来我调到锡盟盟委工作，1950年也参与过全盟那达慕的筹备工作，那时就叫那达慕了。”
     在这里，对“乃日”及“那达慕”字词和含义的斟酌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了。这种更换，其实不应仅仅看作是一种称谓的变化。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说，与传统的“乃日”称谓相比，“那达慕”显然更能表达苏尼特草原牧人们告别旧时代摆脱旧时代的急切心情，当然也反映出他们为迎接新中国即将诞生而在内心涌动的汹涌激情。这是草原牧民们睿智的创新，表达了他们憧憬追求新生活的赤诚之心和坚定信念。
     这些已经被那一段火热的年代所佐证。
     还必须指出，继苏尼特右旗的牧人们为“乃日”改名之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锡盟曾举行过几次大型“那达慕”盛会，其规模及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无疑对“那达慕”的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为九十年代中期全区“那达慕”的举行，客观上做了必要的铺垫。
     那达慕，一个古老的蒙古民族传统娱乐盛会，就这样被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牧人们执著地赋予了新的活力，进行了新的诠释，并从这里起飞，跨越了几十年的时空隧道，最终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并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作者后记：这个任务其实是一个有些难度的选题，虽然掌握了一些文献资料，但全是汉译本，不能通读蒙古文原著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好在请教了高·拉希扎布先生等几位颇有学识的蒙古族学者，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另外，这项工作又得到了锡盟党委办公厅胡成东同志的积极协调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陈鹏同志的帮助，特此致谢。此外还要鸣谢：通辽市地方志办公室、兴安盟地方志办公室、乌兰察布市地方志办公室、鄂尔多斯市党史研究室、呼伦贝尔市档案史志局、乌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阿拉善盟地方志办公室的大力支持。

注：本文参考如下文献
1、《蒙古秘史》
2、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汉译本）
3、《马可·波罗游记》
4、《格斯尔传》（汉译本）
5、《蒙古学通讯》第17期 （总第17期）出版单位：黑龙江省蒙古学研究会
6、《卫拉特通讯》（第2期，总第二期）2002年7月5日              
7、辽宁民族科技信息网所载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概况》
8、《新疆社会经济》（1993.2）
9、《蒙古科尔沁部落史》
10、《锡林郭勒文化》 
11、《内蒙古日报》（东部版）
12、《呼伦贝尔盟志》